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中的10个明确(六中全会)

“十个明确”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精髓要义的新概括，这一概括在充分吸收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基本思想的基础上，把我们党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汇入其中，大大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内涵，并使之呈现出崭新的理论形态，从而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时代课题创新

关注现实需要、回答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的源头。党的十九大报告在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回答的时代课题时指出：“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时代课题，这就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继承上述论断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了三大时代课题的新论断，即“习近平同志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十个明确”就是对三大时代课题的深刻回答，既包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拓展和深化，又包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深邃思考、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大大拓展了新时代我们党理论创新的视野和空间，极大地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内涵。

基本概念创新

任何理论体系，都是由一系列科学的概念、范畴按照一定的逻辑组合而成的。新概念和新范畴的使用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理论创新的力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

在回应和解决新时代的重大命题中必然会催生出诸多新概念和新范畴。“十个明确”中涵盖着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概念和范畴，如：“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人民为中心、全过程人民民主，等等。这些概念是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回应，也是对我们党治国理政实践方略和实践经验的总结，有着特定的时代内涵。正是基于这些新的话语表达，“十个明确”才彰显出鲜明的时代气息。

重大论断创新

任何科学的理论体系都包含着对一系列基本问题的回答。在回答基本问题中所形成的重要论断，如同一颗颗珍珠附着于理论体系上，共同组成理论体系的整体框架。也就是说，重大论断的创新支撑着理论体系的创新。

“十个明确”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精髓，蕴含着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集中呈现了我们党在新时代推进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如党的领导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论、中国式现代化论、人民中心论、主要矛盾论等。这些创新论断在继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系列基本论断的基础上提出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每一个重要命题以新的时代内涵和新的实践要求。正是这些创新论断的集中汇聚、有机组合、相互支撑，凝结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守正创新的理论特质和理论品格，实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更新和系统性升级。

理论形态创新

理论概念和理论内涵的更新，必然会导致理论形态的改变。“十个明确”集中呈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形态。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阐释采取分层式概括的展开思路，形成“双层理论框架”。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在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则围绕一条主轴展开，形成“主轴式理论框架”，即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核心命题，按照理论建构的逻辑次序，分十个基本命题进行高度凝练。六中全会《决议》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阐释则聚焦于三个重大时代课题，从十个方面进行“明确”，形成“复合式理论框架”，实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三大命题有机融合；实现了“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的统筹协调；实现了理论表达和实践要求的内在贯通。

理论境界创新

“十个明确”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结合新时代的新鲜实践经验进行理论创造，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提出诸多新的论断，充分展现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新特质、新风格、新气派，正在展现出马克思主义未来发展的新视野、新空间和新使命。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第三个“明确”提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第七个“明确”提出，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而第一个“明确”关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第四个“明确”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的阐释等，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同时，“十个明确”中涵盖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式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之中，深刻汲取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凝结着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文化感染力和精神感召力，有效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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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laughing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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